沒有一份工作是不委屈的!央視張泉靈和華為副總裁的辭職信令人深思!

　　生命的后半段，是否來得及從頭來過。

　　從頭來過不是否定，是敢放下。最難放下的還不是名利，不是習慣的生活方式，而是思維模式。我想，我做好了準備，放下，再開始一次。

　　我今年42歲，1997年來到中央電視臺至今也有18年了。人生從哪個角度算都過了一半。一切都算順利。按通常的視角，功成名就。按通常的規(guī)劃，還是最好的新聞平臺，還是最好的位置，還有很多事可以做。初心其實未改。我的初心就是滿足好奇心和不止于獨善其身。

　　決心改變起源是虛驚一場。簡單說，年初天天咳血以致醫(yī)生懷疑我肺癌。排除了之后，倒促成了我換個角度去思考我的人生。如果，人生停在這里我并不遺憾，那么如果它還可以延續(xù)一倍的話，我應該用什么來填充它。我的好奇心應該投向哪里。

　　其實，從去年開始，我就開始特別關注互聯(lián)網。

　　我開始慢慢理解一些全新的邏輯和想法。比如羊毛可以出在豬身上，而狗死了。 一些針對出租車司機的電臺節(jié)目收聽率下降，完全不是因為有更好的節(jié)目出現(xiàn)了，而是司機都在用滴滴接單就不聽廣播了。很像《三體》里，一句無情的話，我消滅你，和你無關。

　　總之，這是另外一個世界，不是我積累了多年的知識和邏輯可以解釋的。而它，毫無疑問在滲透進我習慣的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
　　我開始有一種恐懼。世界正在翻頁，而如果我不夠好奇和好學，我會像一只螞蟻被壓在過去的一頁里，似乎看見的還是那樣的天和地，那些字。而真的世界和你無關。

　　有一天，我看見了一篇霍金和加州理工學院的理論物理學家萊昂納德·蒙羅蒂諾合寫的文章。文章的開頭描述了這樣的一種場景：

　　一群金魚被養(yǎng)在圓形玻璃魚缸里，看到的世界和我們所處的世界，哪個更真實?在金魚的世界里，由于光在進入水時發(fā)生了折射，在我們看來做直線運動的一個不受外力影響的物體，在金魚的眼中就是沿著曲線運動的。而如果金魚足夠聰明，那么，金魚也可以在他們的世界里總結出一套物理學規(guī)律。雖然，這樣的規(guī)律對于金魚缸外的我們來說，根本就是胡說。但是，問題來了，我們怎么知道，我們不在一個更大的我們沒有觀察到的圓形金魚缸里呢?

　　其實，人生時不時的是被困在玻璃缸里的，久了便習慣了一種自圓其說的邏輯，高級的還能形成理論和實踐上的自洽。從職業(yè)到情感，從人生規(guī)劃到思維模式，無不如此。

　　我突然覺得，如果好奇心已經在魚缸外，身體還留在魚缸內，心會混亂吧。我開始問自己一個問題，我是否要離開我工作了18年的央視，去換一種視角看世界?

　　這時候，獵豹的CEO傅盛帶我見到了一批中國和美國的創(chuàng)業(yè)者們，全新的思維方式，最前沿的想法，年輕的活力，盡管不成熟卻一直向前沖的動力。他們像一群新世界的偵察兵，他們是未來。

　　多想，把他們記錄下來。

　　多想，可以和他們一起成長。

　　這需要我重新建立一種更開放的學習心態(tài)，也需要一猛子扎下去的時間和精力。無論如何都不是，隔著玻璃可以完成的。

　　而跳出魚缸，跳出自己習慣的環(huán)境，跳出自己擅長的事情，其實是需要勇氣的。

　　而我，是否要去冒這個險?在我已經42歲的時候。

　　美國著名的投資人格雷厄姆認為，最適合創(chuàng)業(yè)的年齡在25歲。因為25歲時，人們擁有“精力、貧窮、無根、同窗和無知”的武器。這里的無知是創(chuàng)業(yè)者們根本不知道創(chuàng)業(yè)的前途有多么艱難，因而無所畏懼。而我，既沒有25歲的熬夜能力，也沒有隨時把所有東西打包就能搬家走人的方便。

　　事實上我第一次提出要離開的時候，那些愛我的而企圖保護我的人，都在堅決地說不。在這個年紀，從婚姻的角度，什么決定，都得是兩個人的接受而不是一個人的痛快。和那些多年來給我機會給我指點的師長們談起改變也總有一種內疚，說好的體制內寶貴的堅持，我沒有走到底。

　　我唯一擁有的就是我的好奇，在42歲還有的好奇。艱苦的掙扎也沒有磨蝕的好奇。幸好，愛我的人只是因為想保護而阻攔，他們終究是愛我的，知道于我，澆滅好奇心，無異于謀殺。

　　我要跳出去的魚缸，不是央視，不是體制，而是我已經在慢慢凝固的思維模式。

　　我沒有說服他們，甚至沒有說服自己，這一步的跳出去我是安全的。最早離開海洋的生物，一定有一大批在肺進化完全之前滅絕。既然，我已經做好了準備放下，失敗又如何，不過是另一次開始。

　　人生最寶貴的是時間。

　　42歲雖然沒有了25歲的優(yōu)勢，可是再不開始就43了。其實，只要好奇和勇氣還在那里，什么時候開始都來得及。

　　所以，這就是我新的開始，紫?；鸬暮匣锶?。而紫牛基金本身也會以創(chuàng)投界一種全新的方式起步。

　　希望路上，有你，同行。

　　很多人問她為什么辭職?她這么說

　　“我為什么改行呢?說說排隊這事兒。

　　一個銀行開了三個窗口，每個窗口排10個人，這時候開了一個新窗口，誰會最迅速的挪到新的窗口去呢?基本上是排在后面的，這就是創(chuàng)新總在邊緣發(fā)生的原因。

　　因為混在中心混的好，改變就有成本，不舍得啊!但是你會發(fā)現(xiàn)有些人即使排在最后也不會挪動腳步，為什么呢?因為他們習慣了確定的事情，排在原地他們知道多久會輪到自己，換個隊伍萬一新窗口不是真的開呢?萬一新窗口的工作人員手慢呢?萬一過去了還是最后呢?他們預期里充滿了萬一構成的恐懼。

　　其實說被人容易，我自己都花了很多時間去克服這些恐懼，去面對改變。”

　　華為副總裁因家庭提出離職，

　　任正非苦苦挽留，結果……

　　華為現(xiàn)在能在20多年間成為中國乃至世界范圍內的科技企業(yè)奇跡，有其了不起的企業(yè)管理機制，利益分享的機制，還有數代華為人的努力奮斗。在華為，你首先是一個“華為人”，其次你才是父親、丈夫、兒子等，企業(yè)的利益與目標是放在首位的。任總本身就是親力親為的實踐者，為了華為犧牲了很多。

　　但并非所有人都能認同這樣的理念，這里摘選了前華為副總李玉琢的《我為什么離開華為》和青年周末對他的采訪，一窺華為的文化。

　　李玉琢：原華為副總裁，18年的職業(yè)經理人生涯，和四通、華為、利德華福等國內著名的高科技企業(yè)緊緊聯(lián)系在一起。四通八年、華為四年半，他擔任的都是副總裁。在利德華福總經理五年半，他把一個瀕臨破產的變壓器企業(yè)做成了行業(yè)第一。

　　“我們辦企業(yè)，發(fā)展經濟，都是為了什么?都是為了幸福生活。如果工作的結果與幸福生活相差萬里，那工作就失去了意義。” ——李玉琢

　　青周：您在博客里說，您從華為辭職時，當時任正非勸你留下，你當時形容“我看著這個滿臉胡碴兒、高大威嚴、一般不太理人、說起話來又滔滔不絕、時不時說出出人意料見解的人，心里頗生感慨：做個企業(yè)真不容易，拋家舍業(yè)，犧牲健康。說起健康，我腦子里突然跑出任正非說過的一句話：“為了這公司，你看我這身體，什么糖尿病、高血壓、頸椎病都有了，你們身體這么好，還不好好干?”

　　這樣看來，您對華為的工作狀況也是很不滿的吧?

　　李：我離開華為當然是有主客觀原因的。但得知自己身體有問題之后，我首先想的就是：健康是第一位的，我不能再不管自己身體了。我還要家庭，我不想除了工作，什么都沒有。于是，我下定決心，辭職回到北京，和家人團聚。

　　青周：您都受不了了，看來華為的工作制度真的給人很大壓力。

　　李：我在華為工作時，華為正處于創(chuàng)業(yè)期，研發(fā)、市場建設工作都非常繁重，那時大家都憑著創(chuàng)業(yè)激情在干，也沒怎么在意身體方面的問題。干過一段時間后，至少我發(fā)現(xiàn)，雖然我不怎么加班，巨大的工作、精神壓力還是對身體有影響的。

　　任正非是一個非常忘我的工作狂，事業(yè)遠遠重于家庭。但是我想，他可以做到的，不能要求別人也和他一樣呀。在我看來，健康永遠是第一位的，不要家庭、不要健康的社會是危險的。

　　青周：太多人在底層為生存，為前途拼了命地打拼，疲于奔命，連思考都沒時間，何談解壓?

　　李：我們辦企業(yè)，發(fā)展經濟，都是為了什么?為了幸福生活。如果工作的結果與幸福生活相差萬里，那工作就失去了意義。其實，華為提倡不要讓雷鋒這樣的人穿破襪子，不要讓焦裕祿這樣的干部過早失去為人民服務的機會。據我所知，1996年以后加班用的墊子，在華為很多員工那里都成了午休用的用具了;華為還給員工較好的報酬，創(chuàng)造較好的工作條件、生活條件，就是為了讓員工們過上好日子。

　　李玉琢：三辭任正非

　　11月1日，我正式向任正非遞交了第一份辭職報告，為了避免見面的不快，我給他發(fā)了一份傳真。主要意思是：在華為工作了4年6個月之后，由于身體和家庭的原因，不得不提出辭職。

　　當時我心里已經認定，他也許正等著我主動辭職呢。所以，我的計劃是11月1日我寫辭職書，2日或3日他就會批準，4日我就可以走人，5日正好到利德華福報到。但是，當天任正非根本沒有理我。只有郭平來電話問我是不是鬧情緒了，是不是對最近的任職有意見。我回答“都不是”。郭平說：“你不能走，你是華為惟一外來的副總裁，你走了影響不好。”

　　時間緊迫，11月2日，我不得不寫了第二份辭職報告：由于身體和家庭的原因，我再次請求辭職。我希望能盡快回到北京去，回到家中去，過正常的家庭生活，在家人的照料下，能逐漸恢復已很糟糕的身體。

　　我一天都在等著任正非的消息，但是直到下班也沒有任何回音。

　　11月3日，迫不得已我寫了第三封辭職書，大致內容和前兩封一樣：我身體有病，家在北京，需要有人照顧;在華為該做的事情都做完了，想要葉落歸根;華為是一個高節(jié)奏的企業(yè)，我老了，不愿拖累公司。

　　11月4日，任正非終于有了回音。他的秘書打來電話：“任總約你下午1點來談話。”

　　郭平和我同一時間到任正非的辦公室。任正非正在埋頭批閱文件，我們就在沙發(fā)上坐了下來。郭平來作陪談話，也許是因為我進入華為時，就一直由他做我的聯(lián)絡人并幫助我安排過許多事情。

　　任正非開門見山地質問：“李玉琢，你的辭職報告我看了，你對華為、對我個人有什么意見?”

　　我解釋說：“我沒什么意見，華為給了我很多機會，你也對我悉心培養(yǎng)，我感謝都來不及呢。只是這樣的身體，病了都沒人給我一口水，突然死了都沒人知道。”

　　“假話，我不聽!”任正非很憤怒地大聲說道。說完回到自己的辦公桌上又去批改文件了。我與郭平尷尬地坐在那里，不知該說什么，氣氛凝重。

　　我當時心里很氣憤：走肯定是因為有意見，但現(xiàn)在說有意義嗎?當時，我的確有拍案而起、拂袖而去的沖動，但細一想，哎，都要走的人了，何必呢?而且他這種脾氣我又不是不知道，對別人說罵就罵，對我這樣應該算是輕的了。況且他畢竟是在挽留我。

　　一會兒另一位副總裁周勁也來了，見我們都不吱聲坐著，也識趣地坐下不說話。大概過了五六分鐘，任正非又過來了。這一次他在我對面坐了下來，口氣也緩和多了：“李玉琢，如果你覺得生產總部不合適，咱們可以再商量。”

　　接著任正非又跟我談了一通華為的未來發(fā)展以及他個人的想法，也評價了我的人品和工作：“我們對你的人品和能力是肯定的，你在華為還有許多工作可以做。”這樣的話此時已經不再起什么作用了。

　　講了大約半個小時，我打斷了他：“任總，非常感謝你談了這么多，但是我不想拖累華為。另外，我愛人又不在身邊，我已經七年單獨在深圳。”

　　他說：“那你可以叫你愛人來深圳工作嘛!”

　　我說：“她來過深圳，呆過幾個月，不習慣，又回北京了。”

　　任立刻說：“這樣的老婆你要她干什么?”

　　我說：“她跟了我20多年了，沒犯什么錯誤，我沒什么借口不要她。”后來我把這句話說與妻子，她不但沒怪罪，反而笑道：你看任總就是有水平，連勸人都與眾不同。

　　任正非在父母面前是個十足的孝子，在弟妹面前，又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哥，他的幾個弟妹都在華為工作。他對孩子也很好。有一次到他家里開會，我去早了，此時他接到兒子從外地打來的電話，屋子里就我們兩人，所以聽得非常真切，任正非居然用我從未聽到過的、溫柔之極的聲音和兒子講著話。不過，任是事業(yè)重于家庭的人。因此，他可能不太能夠理解我和妻子的感情。

　　無話的幾分鐘時間，我看著這個滿臉胡碴兒、高大威嚴、一般不太理人、說起話來又滔滔不絕、時不時說出出人意料見解的人，心里頗生感慨：做個企業(yè)真不容易，拋家舍業(yè)，犧牲健康。說起健康，我腦子里突然跑出任正非說過的一句話：“為了這公司，你看我這身體，什么糖尿病、高血壓、頸椎病都有了，你們身體這么好，還不好好干?”當下我心里就想：“任總，你終于如愿了，我現(xiàn)在得了冠心病，莫非你還讓我把家也丟了不成?”

　　差不多談了1個小時左右，任最后對我說：“好，李玉琢，那你先養(yǎng)病去吧!”這話基本上已經允許我辭職了，正如段永基當年對我說：“李玉琢，你到華為學習去吧。”

　　當天，我就收拾行囊，準備第二天離深赴京，考慮到任正非尚未正式批準我辭職，走時給任正非留下了一份離職報告。

　　寫完離職報告之后，似乎覺得意猶未盡，于是另留了一封短信。

　　就這樣，我于11月5日啟程飛赴北京。

　　沒有一份工作是不委屈的

　　沒有一份工作是如你想象一般圓滿的。

　　就像劉若英說，沒有一份工作是不委屈的。

　　明白了這一點，我們是不是就能少去那些糾結、迷茫、徘徊的時刻，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少想兩百遍要不要辭職，然后花時間去找到自己真正熱愛的事情?

　　畢竟，無論在什么樣的歲數里，成長這件事情，都是我們靈魂里一輩子的課題。

　　來源：VC/PE/MA金融圈(來源：綜合自張泉靈微博、李琢玉博客、青年周報、掌上歷史、人民論壇網、老筆頭等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