華為入美碰壁因敏感行業(yè)難跨安全屏障

        不到5年時間，華為已經(jīng)從全球第5大通信設備商躍升至第2位，這與其迅猛的海外攻勢密不可分。3月7日，有消息稱華為可能獲準為倫敦地鐵提供移動電話網(wǎng)絡。而此前不久，華為不得不再次屈從于CFIUS(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，外國投資委員會)的否決意見，撤銷并購決定。“公司肯定不會就此放棄。”華為內部人士對記者表示。

　　有過CFIUS相關任職經(jīng)歷的律師告訴記者，目前CFIUS否決數(shù)量呈上漲趨勢。布局十年，華為在開拓北美市場上已經(jīng)堪稱老練，尚且舉步維艱。對于初入者來說，需要了解的是，曲線突破更有利于攻堅北美市場，但這絕不是一個短期過程。

　　“小疏忽”背后的大問題

　　“近兩年CFIUS否決數(shù)量呈上漲趨勢，一方面原因是申請進入敏感行業(yè)的企業(yè)越來越多，另一方面也不排除CFIUS執(zhí)行更加嚴格。”美國世強律師事務所斯圖爾特·貝克(Stewart A. Baker)表示。此前他曾擔任美國國土安全部首任主管政策的部長助理。

　　2008年，華為與貝恩資本聯(lián)合并購3com一案即被CFIUS否決，外界猜測，主因是作為美國政府和軍方的主要供應商的網(wǎng)絡安全服務公司TippingPoint是3Com全資子公司，3Com也一直是五角大樓核心供應商之一；相比于前者，此次華為并購3leaf普遍被外界解讀為“一樁只有200萬美元的小交易。”多位接受采訪的律師均表示，對已經(jīng)完成的交易進行重新審查，這在CFIUS的歷史上并不常見。

　　CFIUS的職能是監(jiān)督與評估外國企業(yè)對美國企業(yè)的投資并購活動，調查其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影響程度。對于投資美國敏感領域的企業(yè)來說，“尊重” CFIUS或許是它們要上的第一課。這個由財政部長、國務卿、國土安全部部長等12位重量級成員組成的跨部委高級政府機構，直接向總統(tǒng)匯報，有權對跨國投資并購活動進行監(jiān)督、審查并終止項目，而其對企業(yè)做出的決定很難被更改。

　　“華為最大的問題就是在完成交易之前沒有向CFIUS提出申請。”貝克認為。公開報道顯示，華為于2010年5月份以200萬美元收購3Leaf，之后CFIUS介入。華為于11月提交了審查申請；在對此項收購進行為期75天的審查之后，CFIUS于今年2月11日建議華為撤回3Leaf的收購計劃；起初華為拒絕，但一周之后宣布終止收購計劃。

　　“如果華為據(jù)理力爭，如可以使用司法抗辯來表明此類交易不是CFIUS的執(zhí)行范圍，未必不會成功。”貝克告訴記者，“可惜的是他們沒有任何說明就直接關閉交易，看上去好像它們在故意逃避CFIUS的審查，或者想要隱瞞實情，先斬后奏。這種表現(xiàn)也使得CFIUS做出否定的決定。”

　　2月25日華為副董事長、華為美國董事長胡厚崑就此事件對媒體發(fā)表的公開信中也表示，華為在5月交易完成前向美國商務部工業(yè)與安全局遞交了申請，并獲得美國商務部批示：出口3Leaf這一技術無須許可。但貝克認為，這種解釋顯然是滯后了，“如果一個交易在是否需要征詢CFIUS的許可時存在疑問，最好的方式永遠是去申請——事后補救、求得諒解毫無用處。”

　　安全審查“吹毛求疵”？

　　但是即使華為嚴格依照程序，也不一定就能得償所愿。在國防、航空、通信、信息技術等涉及美國國家安全等敏感商業(yè)領域，安全審查的嚴格和細致程度絕無僅有。“對于中國投資者來說，房地產(chǎn)和零售制造業(yè)的管制和政策阻力最小，能源領域的要求就會很高，而上述領域的風險非常大，一定要足夠警惕和謹慎。”科文頓·柏靈律師事務所合伙人普樂恩(Mark Plotkin)表示。

　　該律所CFIUS團隊成員David Fagan以及Alan Larson將可能引發(fā)政府安全質疑和法律風險的問題分為以下幾類：國有控股；國家補貼(不管是直接來自于政府或者是間接來自于國有銀行)；有違美國法規(guī)和重要的政策宗旨，比如，違反美國的出口管制、反賄賂或者反腐敗法的要求，或者是與美國制裁的國家(如伊朗、蘇丹，朝鮮，古巴)建立合作或者在這些國家有重大投資項目；投資者的公司或者分公司被認為與軍隊有密切關系，而且后者與美國國防部存在競爭關系；在商業(yè)上被視為存在間諜活動等。

　　“這些都會加重政府的疑慮，同時也可能引發(fā)CFIUS在審查交易時做出不利的決定。”普樂恩指出，此前對“中國華為”而言的優(yōu)勢卻可能變成“美國華為”身上的疑點：比如華為創(chuàng)始人任正非曾經(jīng)的軍人背景和華為曾經(jīng)獲得國開行的貸款支持就可能被美國政府視為“潛在威脅”；而真相未明的“泄密事件”也恐怕被放大成為“華為可能對美國造成安全隱患”。

　　有人認為華為此次敗走美國投資，是因為美國方面延續(xù)了冷戰(zhàn)思維。投資咨詢公司BDA的咨詢顧問石磊并不完全認同這種看法，“華為和中興這幾年發(fā)展很快，對美國的運營商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威脅。目前來看，華為在歐洲市場上進展順利，北美已經(jīng)是美國設備廠商最后的陣地。商業(yè)力量對政府的游說作用也不能排除。”

　　善用“華盛頓策略” 先發(fā)制人

　　盡管美國的安全意識有可能成為貿易保護的借口，但對于那些積極備戰(zhàn)北美的中國企業(yè)來說，放手一搏勢在必行。“對華為來說，歐洲市場已經(jīng)都有了很大的突破，目前最大的市場潛力就在北美。”石磊認為美國此類商業(yè)領域也并非鐵板一塊，政府間協(xié)商對于打開局面會有一定的幫助，而企業(yè)的積極自救或許讓他們離北美市場更近一步。

　　“敏感領域的投資的確比其他領域更容易引發(fā)美國政府安全方面的關注。但只要有謹慎的計劃和考慮，中國企業(yè)能夠避免引發(fā)美國政府過分強烈的安全關注，并且能夠取得CFIUS的認可。”普樂恩曾接受過多個此類案例，他認為，最重要的就是行動之前一定要有完整而全面的風險分析。政治風險“主要來自于華盛頓。因此，企業(yè)要善用‘華盛頓策略’。”普樂恩舉例稱，可以與華盛頓重點機構建立溝通，樹立企業(yè)的名譽和聲望；對重點機構和議員表現(xiàn)得更加透明化，比如給他們提供多方面的企業(yè)信息等。

　　“企業(yè)可以通過游說華盛頓培育一個‘第三方證明’的框架和機制，保證相關高層被問及關于該公司的看法時，能夠給予積極回復。”這也是日后進行投資的首要鋪墊。

　　同時，針對一些敏感的投資領域，企業(yè)不可操之過急，更需要深度布局，采取迂回戰(zhàn)術。普樂恩就建議，“一個明智的做法是，剛剛進入美國市場時選擇那些‘容易夠到的’項目作為切入點。”所謂“容易夠到的”是指，比如在敏感領域投資以小股切入；或者進行綠地投資；也可以在相似的產(chǎn)品線上進行突破，在美國市場先期建立一個成功的商業(yè)經(jīng)驗。“這不至于讓CFIUS等政府機構過于緊張。”

　　曾經(jīng)在優(yōu)尼科項目上鎩羽而歸的中海油已經(jīng)稍諳此道，轉而以溫和的“合作”代替了生硬的并購，改變策略通過個別項目收購而非整個公司收購，最終進入美國頁巖油氣市場。

　　另外，曲線突破更有利于攻堅北美市場，2009年幾個關鍵合同使華為與美國廣電運營商Cox,WiMax運營商Clearwire都進行了合作，借此初步進入了北美市場。“歐美運營商在設備采購的時候最看重的是，企業(yè)在網(wǎng)絡鋪設方面有哪些成功的案例。華為可以借助于這些領域首先建立起相互信任的關系。”石磊表示，但是這絕不是一個短期過程。